成都，简称蓉，是四川省的一个省会。如果是三国粉的话一定对成都十分熟悉了，在三国时期成都是大蜀国的国都，且一直被冠以“天府”的美誉。那么在风水知识里，成都的风水宝地是在何处呢？欲知详情，且看下文。

　　从地理条件分析，蜀地是从陕西汉中入蜀去西南的商旅过往的交通干线。这条线路在平原段是经今德阳、广汉、新都至成都郫江（后更名为郫邑）的赤里街（古蜀时期的主要集散市场）渡口，然后经双流县到新津，再至彭山县的江口。它们的连线正好在一条偏东30度的直线上。从这条线的垂直方向看，都江堰至成都、龙泉驿、简阳正好是通往西北高原和东部重庆的交通干线。

　　再从日照的需要看，成都地区与中国北方地区有明显的气候差异，垂直偏东轴线布置建筑，对取得冬季日照更为有利。冬至时，太阳直射南回归线，在成都地区观察，太阳正好从东南方升起，角度大约为30度，在古代太阳崇拜兴盛的时期，朝向冬至太阳升起的地方具有祭祀冬至之神的意义。

　　从山水形局分析，成都偏东30度正好与龙门山的走向遗一致，都江堰顺水系从西北流向东南也与城市形成顺流整合，为龙门山地震的多发区域，地震波在传递过程中，成都的这种顺山水的街巷格局也许能起到消减能量的作用。

　　从全国地域看，成都位于西南，八卦中属于坤位。《华阳国志？蜀志》曰：“其卦值坤，故多斑采文章；其辰值未，故尚滋味”。坤位的卦象主文运，所以，成都人杰地灵，文风粲然。地理八方配十二辰，天干地支中，西南方为未、申、酉。未者，万物皆成，所以，滋味尚全。西汉刘邦在营建都城时，未央宫一直是朝廷的政治中心，位居西南，并取名“未央”，吉地生辉。

　　在中国文化传统中，西周时期就有西南方位吉利的思想。《周易？坤卦》中说：“元亨，利牝马之贞，君子有攸往，先迷，后得主。利西南，得朋”。意思是君子出门后，先是迷路，后来遇到接待的主人，利于到西南去，可以得到朋友，安定而吉兆。《周易？蹇卦》曰：“利西南，不利东北，利见大人，贞吉”。就是说，到西南去得利，利于见大人。到西南成都，一路顺畅并可取得尊贵的居住之地。

　　开明王朝顺势筑城，顺理成章，这条偏心的中轴线，在后来的秦大城、唐罗城中一直沿袭至明初的一千多年未有改变，奥妙无穷。

　　龟城有灵，七桥似斗——城固神佑之地 　　成都古称“龟城”，相传当年张若筑城时，工程非常艰难，屡筑屡颓。一天，张若看见一只大龟饶行一周后，潜入水中。张仪就此请教巫师，巫师曰：此乃天意，龟所行之处即是城墙基础所在。果然，寻迹施工，一蹴而就（《蜀王本纪》、《晋太康地理志》、《搜神记》等古籍中皆有记载）。看似荒诞不不稽的传说却蕴涵了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“仿生学”思想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龟、龙、麟、凤被推崇为灵物，而龟居四灵之首。

　　传说大禹治水就得益于神龟负书。龟为货币，龟为宝物，龟是财富的象征。另外，龟的长寿人人皆知，据现代动物学研究，可达300至400年。龟还具有生殖崇拜的意象，“龟头”象征男根，所以，古人总是将益寿延年，子孙繁衍与龟联系起来。在认识论方面，天圆地方是中国人传统的地理观念，龟最具天地之象：龟背圆而且有花纹，好似天空穹隆，龟的腹甲结实平整，与大地对应。

　　总之，龟具有天、地、人之象，不仅被作为占卜的神物，而且影响到后世的许多方面。中国古城中，苏州、昆明、平遥皆有“龟城”之象，说明了“龟城”意象具有深厚的文化背景。

　　龟城传说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城市在营建过程中选址和筑城的稳健，成都地势低洼，水系纵横，修建在土质疏松卑湿之地，必然地基不稳，“龟城”之迹必是立于高亢稳固之处。中国古代建筑的发展也与圆形有关，人类从穴居到地面建筑，最早的多为圆形或曲面，在建筑材料十分原始的时期，圆形易于稳定，所以。成都最早建成“龟城”，有一定科学依据。

　　秦朝在成都的两江上建有七座桥梁，桥梁设计时颇具匠心，七座桥按北斗星布局。《华阳国志？蜀志》曰“李冰造七桥，上应七星”。其中，江桥为斗魁的第一星，万里桥、夷里桥、市桥为勺，冲里桥、长升桥、永平桥三桥为柄。七星象征“齐七政”，即春、夏、秋、冬、天文、地理、人道。北斗七星在古代象征帝王之象，斗为帝车，临制四方（汉代长安城称为帝王之斗城）。北斗也象征财富，山环斗城，当聚富贵（温州古城为财富斗金之城），同时，北斗主人间生死，可以纕灾祈福。可见，成都的选址与建设，龟城有灵，七桥似斗，为城固神佑之地。

　　东城西廓，罗城羊马——山水城防卫体系 　　根据马斯洛的心理需求理论，安全需求是人的本能。古人在营建城市的时候从山川形胜到城廓形态都护卫森严。四川盆地的自然之势为成都筑起自然之门。《蜀都赋》中把蜀都之门延伸到玉垒（汶川茂县交界得九顶山）、灵关（今天全）一带，“廓灵关以为门，包玉垒而为宇”。

　　《华阳国志》中更是把盆地之城描述得四至完备：北以汉中褒斜谷为前门，西南以熊耳、灵关（雅安宝兴、天全一带）为后户，中间以玉垒山、峨嵋山为城廓，西部以汶川为牧场，南部以云南贵州的南中地区作为苑囿，城前以岷江、渠江等为池沼。可见，成都平原的周边山水层次分明，环卫古城。

　　秦蜀守张若修成都，整个城市分为太城（大城）和少城（小城），太城在东，少城在西，这种“小城”连“大郭”，“西城”连“东郭”的布局方式，从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十分普遍，整体布局坐西朝东。古代礼制以西南隅作为尊长居住之处，也是祖先神灵的方位。同时，两套城墙体系互为依靠，构成严密的城市防御体系。至汉代，成廓形态基本未变，在城南有锦官城、南市促进手工业和经济贸易的发达，在城西修建车官城和军垒，军工发达为征伐保障。今天的耍都春江花月夜、营门口等都是秦汉遗留的古都旧影。

　　成都少城属外城性质，平时为商贾互市的经济中心，一旦有警，成为大城之屏障，护卫大城。后来成都战争，先攻少城西南。所以，公元346年，大将军桓温平蜀后，立即捣毁少城，使成都变成一座孤立的大城。

　　到了唐代，文宗太和三年（829年）、懿宗咸通四年（863年），僖宗乾符二年（875年），云南南诏国屡次围攻成都，百姓入城避难，拥挤窘困。于是西川节度史高骈奏请修筑罗成，巍峨雄伟，并且是成都砖墙之始。后蜀孟知祥在唐城基础上加筑养马城，构成了成都历史上四重城墙的重防体系。至明代，成都城的最大变化是城市的主轴向发生变化，由过去的“偏心”变成座北朝南的“正轴”，这种“偏”与“正”的两种道路体系一直延续到今天。

　　成都城市格局经历了两次大的转折，第一次发生在秦汉至唐代，第二次发生在宋元至明代。秦汉成都沿袭了先秦时期东西双城的格局，明显带有中原的痕迹。成都在秦被称为“小咸阳”，咸阳城被项羽破坏后，一直面目不清，很多学者甚至想从成都的形态上去复原咸阳的格局。唐代罗成和后蜀羊马城不仅加强了防御格局，也完善了风水体系。

　　罗成和羊马城都具有风水意义，城市所依靠得龙脉由远至近分帐包罗于外，好似天然城墙，以成大局，称为罗城。羊马城是古代修筑于城外类似于城圈的工事，也称羊马垣，羊马墙。在五行方位对应中，马占位西北，羊占位正西，与成都羊马城方位印和。更为重要的是，唐代将秦汉从古城南部流过的两条河流分流，形成从城市南北分流绕城的局面（与现在府河、南河吻合），并在两江汇合不远处修建望江楼，成为城东标志。岷江之水从都江堰风水上水口进入后，在望江楼收于下水口，风水标志明显确立。

　　经历了宋元之后，明代成都城形成了坐北朝南的工整格局，与北京城的景山——故宫——前门的中轴线相似，明代成都以武担山——明蜀王府（今天府广场附近）——红照壁，所以被成为“小北京”。以武担山为靠山，以红照壁为案山，将山川风水格局形表于城内，延续至今。

　　成都城市布局的两次转折并存了中国城市规划的两大系统，一是春秋时期齐国管仲提出的因地制宜思想，“城郭不必中规矩，道路不必中准绳”。唐宋以前，成都城与龙门山和岷江水系的契合关系与偏街布局就证实了这一点。元朝以后，以元朝读城为首的都城规划就继承了西周《周礼？考工记》的传统，中轴对称，礼制严格，为后世所推崇，今天人南沿线继续将这一传统扩展，构成成都的核心轴线。从古至今，成都城完整的将中国两大规划思想同时融合，在中国的古城中实属罕见。

　　“万物兼育而不相害，道并行而不相悖”，在千年成都的演变过程中，我们常常感叹其协和包容的伟力，从天文到地理，从山川到城郭，无不融于自然的灵韵，昭现出华夏的意匠，“既丽且崇，实号成都”（左思《蜀都赋》），走过历史，在科学与人文之间，我们相信，远古成都，今天成都，未来依然成都！